美国资产管理市场的资金来源中，机构和个人养老金与保险资金合计占比约为53%，美国共同基金业管理的资产中来自IRA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的养老金资产占比就超过20%。
合规管理协调需要明确与合规管理体系相关的内部和外部沟通需求，重视不同沟通方式的灵活运用，以便有效理解和接受对合规的承诺。一方面，涉外业务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企业对涉外业务合规管理需求强烈。
四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完善制度、防范风险的良性循环，促进合规管理持续改进。该指南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企业管理领域取得的一次重大进步，也为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性制度保障。应对和有效处置涉外业务合规风险 对于突发性涉外合规事件，处置前后还应注意做好以下各项工作：一是对合规事件及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预测胜诉可能性，重大案件可聘请外部专家介入。涉外业务所在国家地区以及行业不同，合规管理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三是严格遵守业务所在地监管要求，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件和合同义务，避免违法违规违约。
构建金融企业涉外合规管理体系 提高涉外业务合规管理意识 金融企业涉外部门和相关岗位人员需掌握相关国家地区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法律环境、商业规则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有关知识，日常交往和管理中都要体现公平和公正，防止发生歧视行为，避免引起矛盾和激烈冲突。执行层（涉外业务部门、境外分支机构）负责执行合规管理制度和程序，落实相关工作要求，收集合规风险信息及时报告管理部门。2.家庭在加杠杆的同时，区域性不均衡的问题变得愈加突出，部分区域的债务负担更是严重。
虽然从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17年这一比值仅为48%，但这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我国房屋二次抵押市场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特殊国情下，如果家庭债务的过度累积使得家庭部门杠杆过高，将会大大削弱家庭的流动性，使得家庭可用于消费的现金流减少，极大压制家庭消费，从而使得总需求下降。三 应重视解决家庭债务问题并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综上所述，如果短期内只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局部去杠杆，而不采用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局一般均衡的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忽视各部门间的相互影响，这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还反过来会推升宏观杠杆率。由于缺乏贷款合同层面的微观数据，我们通过考察一省僵尸企业获得授信所占比例与该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机制。
这是因为伴随着企业短期债务的增加，如果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企业的还款能力降低，会导致企业违约比例升高，从而可能导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上升。在此过程中，如何防控、化解自身各方面潜在风险尤其是经济下滑和金融风险已成为重中之重，而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更成为关涉经济稳定发展大局的一大关键。
另外，如表1所示，虽然2018年以来国有大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即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较之于2017年9月，江苏、河南和山东三个棚改大省家庭杠杆率在2018年一季度末分别上升7.8、6.3和3.3个百分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组所构建的大型准结构宏观总体一般均衡模型的量化分析和理论内在逻辑分析，从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看，家庭债务问题已非常严重，而且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更多的还会对其他部门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隐患金融风险和经济下滑风险。4.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受到影响。
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并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2017年以来，受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银行信贷政策收紧等多方面影响，居民户中长期人民币贷款新增额较2016年房地产最火爆的时期已大幅下降，房贷（含公积金）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是小幅增长，由2016年底的68%增至2017年底的71%，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如图7所示，虽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获得授信占比从2006年的峰值90%下降到了2016年的42%，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仅14%的僵尸企业竟占用了约一半的金融资源，对商业银行已成绑架之势。同时，通过个税改革带来的家庭流动性改善将不仅能刺激总需求，还能提高企业经营活力，帮助企业提高去杠杆的能力。
伴随着家庭债务的累积，家庭债务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给家庭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不通过解决家庭流动性问题来刺激国内总需求，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标，遑论降低总体宏观杠杆率水平。
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压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拖累企业的研发创新。我们的模型显示，平均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年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面板结构，我们的模型显示，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僵尸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每升高1个百分点，会使得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提高0.15个百分点。3.通过对老百姓现金流的侵蚀，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持续多年，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经由2011年20%下降至今年6月份的9%。而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不仅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更会对金融系统造成极大的风险隐患。正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一系列报告所指出的，消费增速的下降是收入增速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所示，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因此，即便未来家庭债务不会产生大规模违约风险，巨大的偿债压力也会大幅挤出消费。我们的模型显示，当单家银行发生风险时，国有四大行的风险溢出率最大。
根据本文的分析，总需求降低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短期债务，而这不仅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以及偿款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更会对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形成潜在负面冲击。如居民短期债务2018年前5个月就新增0.86万亿元。
例如，2016年，僵尸企业获得的银行总授信约为4.5万亿元，那么0.04%就相当于18亿元。（3）长期来看，中国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促进企业经营健康发展，稳步提升家庭部门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劳动收入水平。
接下来，我们就将从家庭债务的现状及风险，家庭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动，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等三方面对家庭债务危机进行阐述。我们发现，虽然在2005-2016年的样本区间内，僵尸企业获得授信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二者之间仍是负向关系，即僵尸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越低。进入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不断加大对家庭部门贷款的投放以及持续对僵尸企业的输血，虽然没有使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但是虚增的资产规模以及利润增速的下降已使得商业银行的稳定性，甚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日渐变差。也就是说，不考虑全局影响的单部门政策可能对其他部门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政策意图不能实现，甚至出现违背政策意图的结果。
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家庭债务 金融风险 结构性去杠杆 。因此，单纯地局限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内部，而忽视部门间的联动，并不能真正解决宏观杠杆率整体的问题。
2.企业经营不善还会反过来影响家庭部门，拖累可支配收入增速，从而进一步收紧家庭流动性，产生负反馈效应。而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溢出的损失所占比例超过了30%，中国农业银行甚至高达38%，为项目组进行此项评估以来的峰值。
而发生系统性风险时，非国有四大行的抗险能力也已显著下降，2018年二季度末其自身在险价值较2017年末上升0.96个百分点。我们的模型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的省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就越高。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相关信贷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等各部门保持合理杠杆水平。2009年之后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虽然变得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但采用各省僵尸企业获得授信的比例这一衡量一省上市企业中僵尸企业占用该省金融资源的严重程度的指标，我们依然发现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存在输血的行为。经营性贷款在2017年全年就增加了0.67万亿元，是2015-2016两年累积额的1.5倍，进入2018年，前5个月更是已累计增加0.5万亿元。而总需求的下降势必将对企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企业被动加杠杆来维持运转。
表面上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确实是最低的，但由此就简单地认为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并不严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则是一种危险的错判。如果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会通过影响职工收入增长来进一步削弱家庭流动性的改善，从而不仅会使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还会进一步拉低家庭消费乃至总需求，从而使得企业经营绩效进一步恶化。
二 家庭债务累积加剧了企业经营不善和银行系统脆弱性 1.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还会传导到其他部门，引起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的连锁反应。综上所述，进入2018年以来，不论是国有五大行还是其他上市银行，其稳定性明显变差。
并且，如果企业的活力下降直接影响债务能否按时归还，这一影响甚至还会传递到银行系统中，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但同时，居民部门的其他类型贷款却在2017年增速加快。